独立了66年，华人和非穆斯林的困境依旧存在。
华人的主要问题就是遭受各种不平等的待遇和时时刻刻被巫裔质疑对国家的忠诚度，这也就是各族对国家认同差异的问题。
华人仍旧被当作寄居于马来西亚的政治性公民，而非国族。简约的说，所谓公民国家，是建立在公民权及所有公民权利平等的基础上，而不论其原籍，文化背景，并充分尊重差异。如果说民族国家是建立在共同族群的基础上，权力特权只授予主体民族成员，那么公民国家则以公民权创造了一种新的认同，一种与族群意识身份相分离的政治认同。同时提供新的政治联系。
可是华裔公民的处境相当尴尬，因为我们既不属于马来人所强调的国族地位，也不属于他们原地主义的范畴。我们只是被赋予了一种在政治上妥协下的公民认同。虽说独立了那么多年，三大族群依然在各自不同的建国想象上寻求共识与容忍差距，至始至终，马来人也不愿将其他族群纳入国族的地位，在这种公民不等于国族的诠释下，华人的处境就一直默默忍受这个国家的差别待遇和被当作在马来西亚一种独立于巫裔的文化社群。
华裔争取平等的运动已历经数十年，却依然没有相应的思想力度去延续，由于长期忽略理论上的建设及知识结构性的问题。造成华人社会往往论述无力。无法产生支撑其诉求的理论基础，没有理论就难以厘清平等的吊诡性也让华人自身的定位逐渐模糊，进而导致未能面面俱到地照顾到其严格意义上的正义面，以及在马来西亚复杂的现实环境下持续争取应该拥有的国族地位。
各族对平等也有各自的诠释，看回新经济政策，华裔所认为不平等的新经济政策，竟在马来民族主义者眼中被视为是对马来人的平等待遇追求。他们反对平等，认为平等不能保证公平的结果，绩效制不该跨族群，而是应该在自身种族内进行。它必须顾虑巫裔低收入者的竞争能力与需求落后华裔，因此他们认为新经济政策对他们是平等的。所以巫裔始终认为应该得到的更多，因为他们仍旧无法与华裔竞争，这也是两族之间在思维认知上有着极大的差异性。
此外，华人力量的式微也因为华裔学术界与东南亚华人研究（我常说南洋华人学术界的最后堡垒）的没落，还没足够发展出一种语言能足以从事深度抽象认知及细致书写的工作。在没有政府与官方学术机构的支持下，华人自身也未能在民间进一步完整的发展学术，我们看到整个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的发展与华人问题的相互交错，远远超过学术界的理解能力，也无法以自己的理论框架与学术语言去了解马来西亚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其背后涉及的是完整的语言和学术训练，而这些正是马来西亚华文体系所严重缺乏的学术氛围和人文熏陶的大学环境中让学生完成大学训练，这极大可能造成华裔生的价值，人格训练是出现偏颇。
追根究底，当争取独立时，华人的处境相当被动，如今是时候思考是否该持续以协商和忍让的方式与巫裔一同治理国家，还是我们能进一步接受削弱华人的政治地位，进而融入于马来人所坚持的国族地位。或许能以新加坡作为借鉴，以英文为主，加上大比例华裔群体或许能建立新国族地位，但这些并不符合马来西亚的国情，如今，我们或许还有能力持续让马来政治持续分裂，然后游刃其中，可是我们永远都敌不过他们随时以马来人和伊斯兰的口号的振臂一呼再此让我们陷入困境。
最后，我们必须深思，华裔或许是时候通过更激进的宣传手段去打击极端种族和宗教主义分子，不再畏惧于所谓的敏感问题，并让更多巫裔青年认知只有开明多元才是马来西亚的唯一出路。
“选民不是笨蛋，他们只是无知”
纵观历史，人类永远不会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也不会去承认我们就是一群爱听谎言的群体。书里以生物学角度去解说为什么我们总是选错人？为什么我们也不能一直以理性，批判的思考角度去选择候选人与政党。
作者以美国一个靠海的小市镇为例，在大选期间，小镇发生了鲨鱼咬死人的事件，但这却间接影响了当地的选举票数，这听起来很荒谬吧？因为当地小镇的不满情绪会间接投射到执政当局。扪心自问，任何理性的选民绝不会让之前的鲨鱼事件影响之后的投票倾向，因为我们应当让政治人物承担他们能够合理负责的项目，但生物学就是让我们自动将坏事潜移默化的发泄在执政者上。反之，如果球队赢球则会增加执政当局的支持度，因为选民会沉浸在幸福感之中，相信大家在马来西亚都能深刻体会这些事。
归根究底，在投票或探讨政治论述上，我们总是会替自己的行为和选择找理由，不仅自欺，而且欺人。有时在理性群体看来，为什么大众仍会支持一个毫无原则和诚信的政党？为什么大众会选择民粹主义的候选人？为什么仍会支持极端主义分子？我们似乎别无选择，只能承认公众舆论总是不理性又难以捉摸。
大多数的我们都没有一个理性分析事物的知识基础，因为在Google 和社交媒体盛行年代下的我们，缺乏阅读经典作品，无法理解基础的科学概念，也不清楚政府与社会是如何运作。这种情况已经越来越严重，我们必须正视大众无知的问题，和缺乏理性思考的概念，并作出行动改善这些问题。
其实非常令人不解的一点在于，现代的我们能轻易能查证事情真相，但无知的现象却持续蔓延和恶化。为什么这些假消息不但继续流传，还有数以百万的人愿意相信？为何在易手可得的资讯下，人民仍旧如此愚昧无知？马来西亚就有许多例子，比如最经典的文冬的计票事件，一个关灯谣言，至今仍让许多人坚信不疑，或是仍有人相信Obama是回教徒一样，因为人们总是倾向于谎言与假消息。此外，政党的实力越小，言论就越极端。诉诸沙文主义也是脆弱的表现，就像当年的DAP，和现在的民政，PAS，土团党。因为只有编造极端的论述，和远离事实，才不会威胁团队的利益。
因此人类一直以来看重的从不是事实，而是故事。改变故事，行为就会改变。想改变的话只要对自己说新的故事，说故事让任何事都变得合情合理，就像DAP和PAS合作过3次，马华和国盟合作过，再到如今DAP和UMNO合作，大家总有故事合理化自己的决定，2027年大选，如果DAP再次和PAS合作，大家也无需感到意外，因为任何政党总有新的故事来蛊惑选民。因为欺骗也算是人类自动化的特质之一。领导者说谎话一点也不意外，只是他们永远都有充足的理由支持自身的谎言。加上每个人总是用某种标准评断自己，却用另一套标准评断他人，觉得自己的行为是为了回应周遭环境。如果是别人呢，那就是他们的本性使然。
人类的基因或许不大能够认清世界当中的基本事实。大脑面对可能造成反感的政治资讯时，大脑会开始想方设法关闭负面情绪的源泉，以让大脑不会动用认知能力去消化这些资讯，反而是要马上想要改变资讯，因为如果大脑要消化这些讯息，就必须消耗更多的能量，而大脑是懒惰的，大脑的第一反应会编造与我们相符合的故事。比如，当你拥有数据与事实，然后解释给另一方的正当支持者，他们第一反应会是告诉你，别说了别说了，因为大脑不消化与第一接触的信息相抵触。大脑是懒惰虫，思考会消耗认知资源。所以要是获知一项与我们对世界理解不同的事，我们会马上否认到底，而不会思考其中的意义。因为演化教会我们要迅速思考并脱离危险，因此我们很少会理性思考。
政治观通常不是来自实在经验，而是透过媒体得知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故事。人类始祖是以非常近的距离评断领袖，因为判断较为准确。但到了现代，我们只能从媒体获取资讯，评断他人的能力因此就变得薄弱。我们没有侦测错误的主控中心来调控我们辨认的模式引擎，这也就是解释为何我们对于政治人物说故事有如此正面的反应，因为大脑并不会马上分辨故事事实与否。
如今人们对政治越来越冷感，因为我们的心智无法适应如此庞大的连接组织。人类的心智能接受大约150人的部落，因为这是人类大脑所能掌握的人际网络规模。不过只要不断的提升自己，加强探究事实的能力，我们就能不被谎言操控，心智也能更加成熟。
很可惜的是，许多人如今已陷入柏拉图的洞穴寓言，从政者也犯了会计师症候群，把人事物看作一组组的数字，也就是说我们越来越缺乏人性与同理心。理性思考已被这花花绿绿的大千世界所冲击。希望我们的社会能迈向更理性与正面的方向前进！
新加坡的制度就是建立在国家层面的生存基础上，像是贫困或低收入的问题也将被视为个人能力的问题之一，政府将不会给与多余的援助。这也造就在现实生活中，贫困人士没有多余的援助选择，或只能在极为严苛的条件下取得援助。
新加坡的唯才是用制度，以另一个视角看待其实就是不平等的必然结果，这个含义就是低收入者配不上平等生活，因为国家认为你的低收入情况是因为你的个人能力，所以高收入者在这个制度下才能享有更完善的国家福利。唯才是用的本质，基本上是对人进行分类，筛选，然后给予不同的评价， 并对个人能力的缺失无限放大。
在新加坡这种高度家长式政策的指引下，将念书，取得文凭，找到好工作，存公积金，结婚，买HDB等等成为一直种周而复始的制度化模式，当有人不依照或跟不上这个模式时，就会被视为异类，因我们总以先入为主的视角看待低收入者因为习惯和不同的生活方式才导致他们陷入贫困，但我们却不曾真正的设身处地去了解他们的难处，因为贫困者的家庭极为容易陷入社会制度下的恶性循环。我始终坚信人不该作为政策制度下的附庸品。
不可否认，高收入者在育儿和家庭规划方面拥有更多的选项，他们能聘请女佣，让孩子参加学习班和体验更多不一样的生活，但低收入者却没有其他选项，他们只能花更长的时间工作，连最基本的work life balanced都不敢奢望，但现实中低收入者却更愿意牺牲自己的闲暇时间陪伴孩子，这也是补偿孩子因不能像其他高收入者的孩子拥有更多的娱乐活动。
如果我们想拥有一个大爱的社会，第一，社会应该帮助低收入者拥有更多选项和时间以便他们能好好照顾孩子和家庭。
不过新加坡的住房，保健和社保制度都取决于你本身是否有一份固定的收入，当你失去工作或收入减少，你就会失去这些基本福利， 而这些制度也建立于成立家庭的基础上，如果你失去与家庭的连接，你就会陷入困境，这也造成一些低收入的单亲家庭增加取得援助的难度。这就是政府的制度，对个人的援助极为苛刻和高度机械化，就连同理心都是以规章制度来定义。
不过这也是作为一个小国的生存之道。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同理心，都必须以高效的制度来规范。
莫忘，人情是水，而不是规范的容器。
从清朝末到民国初期，这千年一遇的转变，怎么不叫人感兴趣呢？民国在大陆的历史，从一个封建制度的社会转变至共和制度，当时的中国社会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过渡期？试想想这是千年帝制后中国人真正意义上拥有自由权力的时刻，很想一探究竟当时的民国社会的百态，和知识界，娱乐界等等到底都发生些什么趣事，所以找了一本《活在民国也不错》。
北京的早晨有着淡淡的泉水味，全城的饮用水都得靠山东卖水人一车车送到住户的家里。每送完一家，在外就做一个记号，当时各行各业都有自身独特的记号，以防止外人进入自己的行业。书里也提及了当时买卖房屋的过程与价钱，还有车夫（Grab）的价钱，甚至叙述了当时教育工作者的年薪和生活成本和数不清的民国轶事。这些民国日常和我们今天的生活大致相似，只是工具的不同而已。
书里当然也少不了民国名人的趣闻，作者以住，富，吃，乐，爱为主题来叙述民国百态，像是胡适买车，鲁迅买房记，蒋介石与钉子户，民国美食，爱情悲剧，还有琳琳种种的娱乐新闻。你会惊讶当时的社会风气和的思想也极为开放，这也说明中国在民国时期真正意义上的蜕变。特别是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运动，也开启了中国人文精神的社会面貌。
我一直所向往的是民国所诞生出的人文社会和知识份子，很可惜我们再也不能遵循当时人文社会的发展道路。虽然民国政府迁至台湾，但这种人文精神的发展已经遭到很重的打击，在加上大陆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知识分子再也恢复不了原有的人文社会精神和新文化运动的精髓。
#想起李敖，或许他才是唯一一个真正继承了五四，白话文和新文化的精神，但他也走了#
这是一本通过图片回顾新中建交30周年的历史图册。读过李光耀先生的书籍或观看过他的演讲就能了解他对中国的精辟分析，这也造就了坚韧的新中关系和新加坡作为两岸之间的中间人地位。这在历史堪称绝无仅有的殊荣，也象征了小国大外交的生存之道，也不是任何政府能拥有这一等的外交智慧和手腕。
李光耀先生以拥有华人基因和华社为基础的社会背景，建立和维持了新中国家之间的一种特俗关系， 加上他与蒋经国的深交，使李先生能斡旋于中国与台湾之间。大家都了深知1993年在新加坡举办的汪辜会谈，和2015年的习马会，中国和台湾当局都选择在新加坡会面，新加坡在背后的外交影响力是如此强大。除了两岸关系，新加坡也发挥了世界级的外交实力，并以新加坡为主办国，举办了了2018年Trump和金正恩的会面。这也是新加坡逐渐往成为区域和世界各国中间人的道路，当然这也是因为新加坡拥有诚信和廉洁的政府。
随着中国的国力日益强大，加上国际秩序的转变，新加坡是否还能保持小国大外交的实力来促进两岸关系和各国间的关系？李光耀所积攒下来的外交实力还能保持多久？这也是新加坡在未来所将面对的复杂的外交处境。此外，新加坡在台湾的星光部队是否还能继续得到中国的默许？在2017年新加坡的装甲车在香港被扣留的事件，这无疑是北京所释放的一个信号。当然这并不是中新关系走向式微，而是地缘政治势力的转变。
虽然中新两国在经济，社会，政府间有着紧密的伙伴关系，但是随着愈发自信和实力强大的中国，加上已拉开序幕的中美竞争，新加坡还能创造出什么样的价值来持续小国大外交的本领？新加坡迟早将面临一些调整，也将面对北京政府对台湾愈发强势的态度。新加坡第四代和第五代的领导班子是否拥有能力延续中新领导人以往的特殊关系？新加坡的领导人是否还能拥有像李光耀，吴作栋，李显龙的魅力和备受尊重的地位？新加坡如此弹丸小国，这些挑战如果处理不当，足以覆灭以往的努力。
亚洲社会里，父亲德高望重，徒弟和儿子自然享有福荫，但这种福荫也会逐渐失去。。。
